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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之外,还有人生

2016-10-26 09:44  |  点击次数(次)  来源:  在职博士招生信息网  |  http://www.zzbs.org

本文转自FT中文网 作者:孟蔷薇

 

孟蔷薇:我算是一个“理转文”的学生。那么,在对待生活或者人生本质问题上,文理科人的思考有什么差异?

 


 

不久前,“有技术的野蛮人”一词在朋友圈稍微漂了那么几天。陶东风先生的文章《拒绝有技术的野蛮人》,谈的是所谓“大学精神”与“有技术的野蛮人”之间的张力,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排斥。我稍微注意了一下,转发者里有理科的朋友。(在本文中,请将“理科”作广泛的理解,“文科”亦如是,提及人群的时候也是泛泛而指。)不知这样的转发意味着什么,不过,他或她大概已把自己排除在了“有技术的野蛮人”之外,至少对此已有警惕。
 


然而,这世上复杂难名之事、之心、之人甚多,也许不是我们真的要去复杂,而是常常说不清自己所持的是何种立场,即使说清,我们又会因为各种更为复杂难名的原因,常常把自己的立场和实际行动对立起来。转发或点赞“有技术的野蛮人”者,无论文科或理科的朋友,虽然多属真诚,怕也难逃这人生复杂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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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是由工转文的,目前在历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我每每以有关怀的理科生自命,如今不好这么说了,大概只能算懂点实验,且只限于机械制图和仿真模拟的文科生了。过去在理科圈我是边缘人,如今在文科圈则力求“去边缘化”。以我的道行,不敢说历史学的精神是什么,不过我大致可以肯定,这和我过去设计图纸,做仿真模拟之类的差别不啻霄壤。


 

以前,我无论欢喜或忧愁,假意或真情,都会老老实实在实验室呆够时间,或求“老板”差强满意的笑容,或求心安以便毕业。总之,规矩还是要讲的。在实验室除了“干活”之外,我们和“老板”之间似乎没有太多的交流,彼此也就不甚了解,诚如所谓“最熟悉的陌生人”。但有一点我们似乎已有了“默认的同意”,即我们的所谓人生观、价值观和许多“别人”都差不多。在理科许多师生的群体里,这似乎是普遍情况。假如,我以“事后诸葛”的姿态去回味我当年的生活,理科圈中人在生活的“背景和底色”,即所有涉及“人生大方向”之类的问题上是有共识的。那就是,这些问题大概是不需要讨论、纠结的,大家已经有了不自知却又“一致同意”的“不言自明”。


 

价值持守这样的事真的很玄妙,因为对许多人来说,这都不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因为它早已内化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默认的同意”实际上在多数人那里,已经等同于“不自觉的被迫”,因而必然也是没有经过省察的。据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那么经过省察的人生值不值得过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兑换成另一个:“真正的”人生是否必然带有某种省察的色彩,甚至常常只以省察的方式存在?那种一个“老板”省察(当然,这个“省察”也可能是从别处借来的),十个“打工仔”懵懂的圈子,与其说是众人在“一致同意”基础上奋力前进,不如说是一个人“云云”、一群人“昏昏”的随波逐流。当然,这个“老板”也可能是十分“清楚”的,他不过是要别人糊涂罢了。那么,一个人深明真相和一群人不明真相,作为一个硬币的两个面相,又算是哪门子价值观呢?


 

也许在文科人看来,这就等于没什么特别的价值持守了。然而,中文我不清楚,哲学我也不了解,至少在历史学里,理科圈里的那种“默认的同意”恰恰是我们最需要拿捏的问题,也是体现一个历史研究者道行深浅的所在。历史上任何已经成为过去的“事实”,都已无法复原。无法复原不是因为文字记录多有不实,影像资料几乎空白,当事人口述不够精确,而是因为,作为今天的研究者,你站在“必然残缺”的史料堆里,如何讲述历史,怎样看待过往的各色人生?


 

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大概是说并没有什么真正“客观”书写的历史,只有客观存在的偏见。一切历史理解都起源于理解者自身的某种“前理解”(“感觉”?),一切历史都是以被理解的方式存在的,并没有什么脱离理解之外的“客观历史”。历史是历史对象和理解者、过去和现在、客体和主体的统一,这就注定了任何历史理解只能是理解者的一种偏见。


 

历史研究者所练的功夫,不过是要把个人的偏见投放到一个更为深邃的时空,以实现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同情的理解”,透过纷繁复杂的过往,给人性之复杂这一人性的“恒一”提供自己的注解,以丰富所谓“理解的历史性”。通俗地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把那些暧昧难言之处,尽可能说清楚、道明白。当然,反过来,我们也极可能在理科圈认为已经“十分清楚”的问题上继续纠缠它的思想性意义,把“简单”的问题越做越复杂,以致理科圈会认为我们无聊。也许是无聊啊,然而呀然而,我们还是会继续。


 

把复杂的问题越说越简单,同时把看似“简单”的问题越做越复杂,似乎是不少人文学科的“通病”。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关注的问题,既不是理科圈的学术主题,也不是他们饭后茶余的嚼头,假如他们认为我们的“通病”真的很无聊,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无聊”背后所呈现的,似乎不止是文理科在“器物”,即操作或技术层面的分歧,还有更为深层的“本体论”差异隐藏其中。

2

我承认,我是在世俗意义上乱用“本体论”这个比较艰深的哲学概念。我想说的只是,文理科人在对待生活,或者人生本质这一问题上,在思考方面究竟有何差异?这一问题,当然和我们两千年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所受的教育和家国氛围有莫大干系。我们历来有忽视个人本位的传统,至于如何褒贬这一传统,则已是另一个问题。这里我只想考察一下这种忽视所造成的后果。


 

有那么一个时期,个人不但被忽视,甚至简直就是工具,以便服务于更为宏大伟岸的“集体”。那个年代,是自然学科登堂入室,大显神威的季节,学理科不但“政治正确”,而且名利双收。文科的处境就惨淡了点,许多颇富特色深有积淀的学科被合并、限制,学文科成了“不是犯罪就是受罪”(徐复观语)的苦差事,文科知识群体活得战战兢兢、踉踉跄跄,鼻涕一把泪一把。直到今天,在不少地方,据说最聪明的男孩子都去学最有前途的理科了,学文科是笨孩子的无奈选择。这大概也是那个年代沉渣泛起、余威震于殊俗的烙印。


 

可以说,这样一种历史基因,几十年来潜移默化间注入了文理科各自的发展轨迹。对于理科人来说,他们很容易认同宏大叙事,在“沉默的同意”中把自己忽略掉,默默甚至极为活跃地承担起“民族”、“国家”这些十分复杂的宏大话语,及其背后的所谓“义不容辞”。恰好,这和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十分吻合,早已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老特色。然而,这个特色并未经过思辨的审视,更加“然而”的是,这个审视却在文科人几十年来“不是犯罪就是受罪”的痛苦历程中开始慢慢萌发。天网恢恢啊天网恢恢!他们开始有了西方意义上的反思、批判的意识,更加注重宏大叙事背后那个被(迫)隐形的“人”。


 

换言之,至少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文理科人在审视“人的生存”这一根本问题上,其实已经分道扬镳,渐行渐远,二者认知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不过,到九十年代以后,宏大话语体系逐渐失去旧有的凝聚力,连理科人也开始渐渐放弃对宏大任务的道义承担,转到对自身所处现实的关注上。


 

这似乎在缩小文理科人在此问题上的认知之间的张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对自身现实的关注是需要一点本事、一种能力的。我不是说理科人就没有这个能力,而是说,人对自身的生活进行审视,需要一定的智识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你就无法对现实做出深刻的辨析,甚至无法意识到它的存在。这个基础,并不是在旧的话语体系解散之后就可以分分钟建立起来的。


 

我们看到,如今理科圈“老板”多多,“生意”兴隆。把这一现象理解为一定程度上的“人性解放”似乎并无不妥,不过如果换个角度看,它不过是旧的(他者强制的)话语体系解散后,浮萍在飘零,虽然美妙却不自主,光鲜却无意义。过惯了集体生活的蜜蜂一旦被打散,似乎最要紧的是生存,恐怕来不及思考“蜂生大事”。至于生活得很好当上了“老板”,是否就有更为高妙的思考,也是难说。如今的许多理科人,尤其缺乏这种思考。


 

其实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和周围的文科人多交流,来提升这种思考能力的。慢慢地,他们也许就不只是“老板”或“打工仔”,而至少是“有文化”的“老板”或“打工仔”。令人遗憾的现实是,许多人并不愿意做这种交流,因为在他们看来,文科人的工作“卑之无甚高论”,不值得去了解。有些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文科人究竟在做些什么,他们压根不觉得,在技术之外还有一种存在,叫做人生;在“老板”和“打工仔”之外,还有诗和远方。(当然,或许他们已把技术等同于人生,把“老板”看成了诗和远方,这就另当别论了。)这种“不知道”背后深藏的,是智识上的自负。而这种自负,就不只是理科人的毛病,而真的是文理科的通病了。不过,本文只谈理科人的自负,文科人的问题另行阐释。

3

任何人,无论是象牙塔的学者还是乡野的村夫,大概都本能地具有一种智识上的自负,虽然他们对智识的理解可能有很大不同。而自负往往就免不了自我封闭。具体到象牙塔内部,这种自负造成的壁垒也是比比皆是。再具体到理科人的圈子,这种自负构筑的铜墙更是随处可见。


 

机械专家也许会说,从自行车到电动车、代步车,从火车到飞机、宇宙飞船,机械设计最具实用价值;电子系学者可能会讲,我新给出的导通元器件的脉冲程序,就是新时代数码产品技术革新的基石;应用化学的学者也许只用一个实验就可以秒杀前两者,因为那化学反应的微响或巨响,已经念出了人类延年益寿或集体自杀的魔咒。


 

而具体到各自学科的内部,互相之间的“不懂”就更加细密:搞机械理论的不懂自动化应用,搞材料加工的不懂材料学,搞轧钢的不懂模具设计,且他们内部更细的差别也使他们互相不懂;搞晶体管的不懂雷达,搞卫星通信的不懂光纤,搞电子管的不懂电子机械,且他们内部更细的差别也使他们互相不懂;搞无机化学的不懂有机化学,搞物理化学的不懂生物化学,搞分析化学的不懂化学工程,且他们内部更细的差别也使他们互相不懂……诸如此类,琳琅满目。


 

理科内部尚且如此,理科人对文科的不懂,似乎就更多了,而这种不懂所铺开的,则是迥然有别于理科自身领域的另一块天地:中文学者也许会说,他已看透世界,写透人生,大千世界千姿百态酸甜苦辣魑魅魍魉尽在笔下;历史学者也许会说,他不但看透,而且用更为长远的镜头聚焦过古往今来的一切,洞穿了人世一切复杂的秘密;哲学家可能对前两者都微微一笑,你们一个是“就事论事”,一个是“就事论理”,而我是“就理论理”,我的学说是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从抽象到抽象,一切“看透”、“古往今来”、“秘密”都被我高度抽象化以后收入宝瓶。


 

当然,文科差别和细分导致理科人的不懂,随口一说更是一大长串:不懂中国文学,不懂外国文学,不懂文学比较,不懂文学史,不懂文学理论,不懂语言学,且内部更细的分化也不懂;不懂世界古代史,不懂中国当代史,不懂宗教改革,不懂土改,不懂思想史,不懂经济史,且内部更细的分化也不懂;不懂古希腊哲学,不懂现当代哲学,不懂康德,不懂斯宾诺莎,不懂现象学,不懂解释学,且内部更细的分化也不懂……总而言之,不懂人生。


 

列举这么多,只是想说明,无论文理科,即使作为所在学科最前沿的学者,面对他人研究领地的铜墙界碑,仍旧像是个茫然无知的愚夫,too young,too naive。碰壁多了,也许就会觉得墙很荒谬。不懂者完全可以认为中文学者矫情,历史学者无聊,哲学家狂傲,总之,他们都带着荒谬的鬼脸。西哲有云,正因其(上帝)荒谬,所以我才相信。


 

但是,在许多人的认知里,“荒谬”和“很懂”是一回事,和“相信”八竿子打不着,他们并不因其“荒谬”而“相信”,却只因其“荒谬”而觉得“很懂”。我并不是说,对待一切“荒谬”的东西,我们都应该相信,但对待看似“荒谬”的东西,我们给自己留一点“可能不懂”的自觉,似乎是必要的。因为满满的自负真的会遮蔽掉所有的“不懂”,同时失去人生的许多乐趣。人生常常并不因“不懂”而变得渺小,却常常因为“很懂”而变得狭窄。


 

这世上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即使我从来都是善意地假设这个世界存在博通古今、学贯中西、兼修文理的天才,但因为目前这样的人似乎已经很少,所以对于理科的从业者来说,对他人领域的哪怕只是稍微的关注,似乎都是必要的了。文科里“形同实异”、“形异实同”、“形异实异”的东西并不比理科少,个中复杂缠绕的关节也并不比理科容易,恐怕非深入其中所不能了解,而尽可能了解这些,恰恰就是回答“人生”问题的关键。俯下身段,进入他者的语境,是了解的开始。而“了解他人”需要一种克制自负的忍受力。


 

真的,人生常常是一场忍受。我们应该学会忍受自己处处可能存在的无知,以及别人处处可能存在的“有知”。多多忍受之后,则宜多多了解。也许,在那些看似“人人都懂”的学问里,还有多数人都不懂的蹊跷,多数人未曾体验过的伟大。这恐怕应该成为理科人看待文科的底线。理科人应该意识到,在技术之外还有人生,这个存在需要深入考察、体悟才能有所知道。这个意识,大概就是他们和文科人友谊的小船说翻却不会翻的形而上学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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