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大到耶鲁博士，一个山城走出女孩的留学故事

 

博士这个头衔在不少人的刻板印象中代表着沉闷、古板、不善言辞，更有甚者为女博士冠上了 “灭绝师太”这样戏谑的称呼。

 

而这位女博士，她从山间小城走进北大校园，带着理想踏上美国土地，漫游世界探求语言文化，又在纽约收获了甜蜜的爱情。这就是傅爽，毕业于世界知名高等学府的中国古典文学博士。

 

有梦小城姑娘走进北大中文系殿堂

 

我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生在黑龙江小兴安岭深处的一座小山城。我出生时，家人按照传统在我的枕下塞了本书，以示对我成才的期待。那是本语文书，冥冥之中预言了我与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未来。

 

我的母亲是一位尽职尽责的中学教师。她所执教的学校有一间小图书室，是我儿时的天堂。当时的我对一切文字如饥似渴，阅读中外名著如痴如醉。受90年代初央视几部热播历史剧的影响，我爱上了有关唐代的一代文字：唐诗、唐传奇、新旧唐书、唐人轶事集、和现当代有关唐代的小说，比如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狄公案》等等。

 

2003年高考后，黑龙江省文科仅有26人进入北大。在那个录取名额几乎被大城市重点中学包揽的年代，我凭借着考试中优越的表现，成为小城中第一个进入北大中文系深造的学子。记得到了北大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梦中经常出现的未名湖边徜徉了许久，紧接着又跑到图书馆读了大半天的唐诗唐史直到闭馆。

 

曾有人调侃中文系是北大院系中的几大“疗养院”之首，意即在外人看来中文系的学业是十分轻松惬意的。其实不然，中文系本科生从入学第一天开始，就接受语言学、文献学、文学史等多学科高强度的训练。学业上的压力也使我很快意识到：任何领域，只要上升到纯学术的高度，就必然是枯燥无味的，所谓的“疗养院”一说只是外人看到的镜花水月吧。

 

结束了北大的四年学习，我选择走出国门继续深造。曾有人质疑为何学习中文要选择出国就读，我给出的解释很简单：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选择走出国门学习中国文化，是希望跳出固有框架从不同的方位和多面的角度了解中国历史文化， 同时也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下审视自己的人生。之所以选择美国，原因很实在：第一，美国的众多高校都向东亚研究硕士提供全额奖学金，这对来自工薪家庭的我格外重要。与此同时，美国是一个各国文化相互碰撞与交流的国家，对于文化研究学者来说有着不可小觑的吸引力。

学霸在Party Schoool教富二代学中文

 

2008年的春天，我拿到了美国科罗拉多大学Boulder分校亚洲语言文明系的全额奖学金，来到了落基山脚下这座美丽的城市就读。在欧美留学生中，硕士生拿到全奖的实属少见。我的幸运得益于美国一些高校外语系的一种特殊机制：硕士生可承担系里的汉语教学任务。

 

就这样，在成为研究生的第一天，我就走上了讲台，成了一名中文老师。在此之前，我做了十几年的好学生，而从这一刻起，我开始重新定位自己，来郑重实践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

 

初上讲台时，我还是个中国式教学法的忠实履行者。我一直坚信好老师就是要严格，要有责任心，要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全部教给学生，要让学生取得好成绩。然而这套教学法的“效果”却是我讲得口干舌燥，而学生却不以为意。

 

眼看着有趣的中文却提不起学生的任何兴趣，我非常难过着急。痛定思痛之后，对原有教学方式和授课心态进行了反思。改变的第一步，从重新了解我的学生开始。我发现，相较于北大学生，我的美国的学生大多都不是学霸，也不想做学霸，他们更多地追求成为并展示精彩的自己。随后的教学中我开始尽量给他们展示机会以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就在今年十月初我重返科大参加学术会议时偶遇我当年的美国学生平安。现在的她已经成为了科罗拉多大学的中文助教，正在做我当年的工作，而她也即将申请攻读博士学位。我衷心为她在中文方面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游历世界 重访丝路

 

硕士期间充实愉快的学习和教书经历让我坚定地选择了继续攻读博士。在美国近年来研究生申请形式最紧张的2010年(因为08年金融危机)，我幸运地拿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的全额奖学金，有幸跟从资深的唐代研究学者进行少年时最着迷的唐代文学、历史、文化研究。

 

多年的专业学习和成长经历让我明白了学术世界并非与世隔绝；学术与与日常生活本为一体，要在多种维度上开阔视野，在更高的层次上深入思考。因此我选择我以“游学”的方式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业，也在游学中游历世界，探索人生。

 

博士期间我除了在宾大上课以外，也在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罗格斯大学旁听，极大地丰富了知识，也开阔了视野。我的足迹遍布亚洲、欧洲，交了不少朋友。

 

博士第二年夏天，我申请了横滨的日语学习项目，工作日勤学苦练，周末和假期就在日本到处游历。历史名城是我的首选，京都、镰仓等地都让人流连忘返，而与唐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的平城京奈良则是我的最爱。

 

伦敦是另一座我深爱的城市。我在伦敦度过两个夏天，上午在大英图书馆翻看敦煌文书，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查找资料，下午就在大英博物馆参加展览、讨论，研究文物。在这两个充实的夏天，我完成了博士论文最核心部分的研究。众所周知，美国人文社科类的博士项目时间极长，平均耗时七年左右，六年毕业已不常见，八至十年也很正常。而我最终以五年的时间拿下了博士学位，这大概就是“游学”的功效吧。

 

虽然在外面走了好多地方，让我感触最深、给我学术启发最大的还是两次国内的文化考察。第一次是大三的，我们二十几个中文系学生跟随汉语方言学专家李小凡老师来到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冰溪镇做为方言田野调查。这类学术考察选择的地点一般都是地处偏远、相对闭塞的农村或乡镇，因为这样的环境才有利于古老方言的保存。

 

考察期间，我们白天记录当地受访人的发音语法，晚上整理调查笔记， 工作时间很长。在这样并不舒适悠闲的条件下，我却对学术活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不同于课本上枯燥的被平面化的语言学知识条目，在与受访人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接触到的语言是鲜活的、立体的、有血有肉的文化载体。

 

第二次是2012年秋天，我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在与西域出土文献相关的论文开题之前，加入了重访古丝绸之路的考古队伍。一行五人，从乌鲁木齐开车出发，经库尔勒南下，途经若羌、且末、由叶城等地一路到达中国最西端的喀什。这条路线几乎涵盖了古丝绸之路南线的全部考古遗址，如楼兰古城、米兰古堡、尼雅遗址等。最震撼的当然是楼兰： 罗布泊北，孔雀河南，古城遗址犹在，陇头只见白骨。这样的情景带给我极强的历史代入感。有了实地考察的经历，于我而言，楼兰出土简牍文书便不再只是照片复印件。它们来自于那样一个真实的时空，记录了那个时空的故事。

 

 

 

美国爱情故事

 

我在美国的求学生涯中，学习、教学与生活上都面临过许多挑战，也有不少挫败的经历。在硕士初期对美国的教学和研究方式都不太适应的时候，我经常通过网络与其他同样在美国大学做助教的研究生朋友交流学习心得。也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给予了我许多宝贵意见，同时也悄然走进了我的生活，他就是老赵。

 

其实老赵一点也不老，年纪还比我略小；“老赵”本来是我们之间专属的昵称，只是没想到后来在朋友圈中快速普及。老赵曾是我北大时期的校友，元培学院物理方向的他与中文系的我虽在大学初见，但却未曾有过交集。大三暑假时，我听到他被巴黎高师这样的“牛校”录取的消息，心里不觉对他增添了一丝仰慕。告别北大来到美国，与他再相遇则是在Facebook上。当时初为人师的我遇到了不少教学困难，对学术前途也有点儿迷茫。就在这时，我得知老赵并没有选择巴黎高师，而是选择了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高能物理，同时也担任物理助教。通过Facebook聊天，他给了我很多教学以及生活上的建议。渐渐的，这位在北京大学时期“熟悉的陌生人”就融入了我的生活，走进了我的心里。

 

2009年秋天开始，我和老赵展开了时长三年的异地恋。在这聚少离多的日子当中，我和他许下约定，让我们相约纽约。

 

 

 

在2012年3月春假期间，我与老赵在密歇根大学所在的Ann Arbor小城登记结婚，举行了简单却温馨的结婚仪式。婚后我们定居纽约，有了一个温馨的小家。老赵在纽约的对冲基金做金融数据分析师，而我则在博士毕业后很幸运地进入耶鲁大学做博士后，并担任该校东亚语言文学系讲师。老赵还主办了一个“纽约文化沙龙”，这是一个面向纽约华人的平台，让来自纽约各行各业有故事的华人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专业特长，让更多热爱文化艺术的人聚在一起。